去年底臺“立法院”三讀通過“公投法”修正案時，民進黨高呼“打破鳥籠，還權于民”，許多民眾也等著迎接“公投元年”的大爆發(fā)到來。半年來民間提出的“公投案”確實數(shù)量大增，然而，不少案件竟因臺“中選會”刁難而無法過關。包括民眾關注的“反核食”“公投”、“以核養(yǎng)綠”“公投”，都遭技術性刁難;對照之下，符合上意的“東京奧運正名”“公投”迅速過關，“反同婚”提案甚至一口氣過了三個。“中選會”的把關手法，等于打開鳥籠，又把鳥根據(jù)自己的偏好上了銬。

民進黨當局這種雙重標準的作風，其實是在玩弄民意，看不到“還權于民”的精神。所謂“打破鳥籠”，除了下修“公投”的通過門坎，還包括了廢除“公投審議機制”。但在實際運作中，“中選會”卻能運用各種理由卡住民眾“公投”提案，變成了具有實質準駁權的“太上審議機關”。

對于阻擋郝龍斌所提的“反核食”“公投”，“中選會”的理由是，“公投案”具有法律效力，為避免“公投案”變成“番石榴票”引發(fā)爭議，因此要求提案人開聽證會補正。然而，“中選會”對“反核食”的質疑，幾乎皆存在于“東奧正名”公投案中;何以后者快速過關，前者卻得補正說明？以奧運名稱而論，臺灣地區(qū)目前參與國際賽事使用的“中華臺北”，是由中華奧委會和國際奧委會于一九八一年簽署的《洛桑協(xié)議》而來，有效保障了臺灣地區(qū)選手的國際參與;一旦“公投案”通過，未來改名仍要經國際奧委會同意，難道“中選會”不擔心會變“番石榴票”？何況，提案人已聲明此案并非“咨詢性公投”，其強制力對中華奧委會和選手可能造成的困境，恐高過反核食案。

進一步看，“東奧正名”更涉及“憲法”層次的“國號”問題，“中選會”也明顯持雙重標準。最明顯的例子是，“中選會”宣稱“確認婚姻關系”“公投案”與“大法官”七四八號釋憲案捍格，要求提案者“補正”理由;但對“東奧正名”的違憲爭議，“中選會”卻輕易放過。事實上，“公投審議委員會”廢除后，“中選會”理應僅能對“公投”提案在程序不完備時要求補正;“中選會”卻將其權力發(fā)揮到最大，幾使自己變成了準駁機關。

“中選會主委”陳英鈐曾說，“中選會”對“公投案”唯一的考慮，就是“不能違憲”。然而，認定“公投案”是否違“憲”，難道是“中選會”的職權？“中選會”不斷以要求“補正”為由對“公投案”進行行政干擾，至少能達到兩個效果：第一，是拖延公投“成案的時程，導致”公投案“趕不上與選舉合并舉行，等于即阻斷了它過關的機會。第二，”中選會“利用其職權“宣告”“公投案“的正當或不正當，也會對”公投“本身產生強烈的左右效果。

平心而論，比起過去舉行過的全臺性“公投“，目前討論中或成案的”公投“提案不僅數(shù)量大幅增加，內容也更為多元。臺灣地區(qū)在二○○四、○八年舉行過六次”公投“，全都是政黨為求勝選而發(fā)動的“公投綁大選”，結果六個“公投案”全遭否決，寫下羞辱的一頁。而近半年來的“公投案”則更顯多元，擴及勞工、婚姻平權、能源、司改、轉型正義等不同面向，無論最后通過與否，其討論過程即具有相當意義。

問題在，當“中選會”自居“太上審議委員會”，動輒技術性干擾，將使“公投案”變得比鳥籠時代有更多行政障礙或其他拘束，那跟未曾解放沒有兩樣。尤其，“公投”門坎降低后，“公投案”需約28萬人聯(lián)署才能成立，這對政黨而言相形容易，但對一般民眾或民間社團則難度極高。如此一來，“公投”終將淪為政黨的另一項武器，卻失去了“公投”作為“直接民權”以補代議政治之不足的意義。(臺灣《聯(lián)合報》)

“公投法”修正后，表面上“鳥籠”是被打開了;但實質上，民間提案的權利卻像是被套上新的手銬，鳥兒的活動空間仍受嚴重限縮。如此，“還權于民”終究只是空言。